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华文明的建设史。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进行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制度构建的本质特征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我们要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以丰沛的历史资源厚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历史底蕴。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深入考察中华民族文明建设的演进历程和历史特点，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鉴，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厚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历史底蕴，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华文明的建设史。自从5000多年前开始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中华文明从未中断、延续至今。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进行文明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文明成果。文明传承与文明建设不可分割。中国经历过数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也经历过众多王朝的更替或各民族政权的并存，但始终保持着文明的连续不断，根本原因就在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进行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制度构建的本质特征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建设的初创时期，中华先祖不仅创造出丰厚的物质文明，也创造出灿烂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夏朝的建立表明中国进入了以国家制度形态传承文明的新的历史时期，结束了因邦国林立而缺乏政治核心的状况，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政治格局的雏形。商朝国家结构进一步发展，内外服制的国家结构制度构建，大大扩展了商朝的政治影响力与政治凝聚力。周朝推行宗法制与分封制，将血缘关系与政治权力分配相结合，并以礼乐文明巩固维护这一制度，国家结构更加严密完善。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奠基时期。经过漫长的演化，作为中华文明传承最重要载体的甲骨文形成并成熟。甲骨文包含祭祀、天象、田猎、农业、战争等许多内容，反映了商人的精神世界。周朝的精神文明突出表现在民本思想的觉醒。从夏商王朝灭亡的教训中，周人总结出要重视民众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的著名论断，出现了“明德”“慎罚”“保民”的德治思想。民本德治思想从此在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占据一席之地，具有重大进步意义。
秦汉至明清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中华民族文明建设波澜壮阔的时期。秦汉王朝所创立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郡县制度、官僚制度、军事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监察制度、文书制度等，奠定了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制度文明的基本形态。此后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制度文明不断发展完善，其总体方向与趋势是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政治形态。与制度文明建设并驾齐驱，秦汉以降的精神文明建设蔚为壮观。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社会大众日常价值观相融通，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了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天人合一、厚德载物、修齐治平、选贤任能、讲信修睦、亲仁善邻、革故鼎新、六合同风、允执厥中、彝伦攸叙等理念，并贯彻在历代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中，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建设连续不断的思想基础。
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道路，其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文化的一脉相承，这决定了中华文明建设的高度同质性。但同质不是停滞，是在继往开来进程中的不断创新，其根本原因是文化基因没有改变。
重视大一统内聚性的制度建构。国家是文明的载体，国家形态体现着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大一统是中国传统国家形态的典型特征，是中华制度文明的核心。自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就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理念，秦汉以后全面转化为政治实践。一是高度重视中央权威。中央的统摄地位和中央在国家制度总体安排上的权威是大一统的首要特质，数千年的单一制国家政治传统也因此形成。二是高度重视国家统一。国家统一是历代王朝不懈追求的目标。中国历史上分裂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央集权的涣散等，而不是经济、文化、宗教方面的因素，因此无论怎样的分裂，最终还是走向统一。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鲜明特点。三是高度重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国历史上的中央权威不仅表现在权力集中上，还体现在对国家事务的统领与治理上。朝廷制度、郡县制度、文书制度、选拔制度、监察制度等不断完善，极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展现出强大的政治凝聚力、民族凝聚力与行政执行力。
重视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中国自西周起逐渐摆脱了神本政治的束缚，重视人民在国家稳定中的作用，强调在国家治理中应当贯彻以民为本的理念。《尚书》中说：“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指为政要亲近人民，不能轻视与低看；人民是国家的根基，根基牢固了，国家才能安定。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和孟子主张“仁”与“仁政”，寓含着丰富的“民本”内容。关于民本思想的论述数千年来史不绝书，其核心是积极主张国家应当保民、重民、爱民。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中调整土地关系、平均财富、打击豪强、整顿吏治等措施，都是落实民本思想的具体办法。
重视德主刑辅的法治观念。《荀子》中说：“法者，治之端也”。中国传统国家制度体系中包含着对法治重要性、公平公正性的丰富认识。人们从秦朝的速亡中得出“徒法不能以自行”的历史教训。自汉武帝开始，儒家思想被吸收到法律体系中，体现在立法、司法领域，形成德主刑辅特色。德主刑辅以儒家的德治思想为治理社会的主要方式，而把以制裁为主的刑罚放在次要位置，强调明德慎罚，不滥施刑罚。中国古代疑难案件逐级上报的奏谳制度、疑罪从轻制度、录囚制度，特别是死刑判决的多层次复审制度等，都是明德慎罚的具体体现。
重视选贤任能的选拔制度。《吕氏春秋》中说：“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中华文明高度重视人才的选拔使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才选拔制度。一是注重民意。中国古代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三大选官制度，前两者在制度设计初衷上与听取民意有直接关系。二是维护公平。以科举为代表的考试选官制度在隋唐时确立。士人自由报考，没有身份、地位、财产限制，受到社会中下阶层的广泛欢迎。三是德先才后。“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在官员选拔、考核时将儒家思想所强调的德作为第一位的标准，将才作为第二位的标准。
重视协和万邦的开放包容精神。《礼记》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华民族主张天下为公，希望天下平等公道。具体来看，一是追求和而不同。《论语》中孔子用“和而不同”比喻“君子”的高尚品格，《国语》中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论断，体现了中国人认为美好事物理应共生共荣的理念。二是追求怀远以德。往圣先贤主张用“仁政”而非“相攻”的方式处理对外关系，“招携以礼，怀远以德”是中国历代中原王朝处理与民族政权、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模式。三是追求对外开放。中华文明绝不是封闭的文明，以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为代表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社会发展与互利共赢。
在进行文明建设的5000多年中，无论盛世如歌还是风雨如晦，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坚定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定力，以自身深厚的历史底蕴不断实现着文明更新。今天，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深入贯彻落实习“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的重要要求，以丰沛的历史资源厚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历史底蕴。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离不开深厚历史底蕴。习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贾谊在《过秦论》中写道：“‘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从古今结合的角度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是中华民族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是从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走出来的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绝不是中断、消灭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而是在中国领导下让古老文明在内生性演化中不断赓续更新，在深厚历史底蕴基础上实现创新发展。
科学借鉴中华文明建设的历史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很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可以汲取的历史智慧。比如，从制度文化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单一制制度形态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制度根基所在；民本思想影响下的历代中央政权的治理措施、议政方式、决策过程、施政形式，也有可取的制度因素。再如，从思想文化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民本、大同、公平、平等、自由、和合等思想理念，可以为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丰厚滋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认真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研究工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蕴含着我们今天建设现代文明所需要的诸多元素。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本着科学的态度，认真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研究工作，不断深化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我们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不断深化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历史性认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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